Our Care and Share Society
上个星期天（19/2），我出席了鱼鳞女黄宝萍的21岁生日庆祝会。她的爸爸说，想不到宝萍能够庆祝21岁，因为医生在她生下来时说，宝萍可能只存活2个星期，最多2个月，后来是说十年。
宝萍21岁了，她在社会人士及家人的支持和关怀下，找到了工作。她的妈妈说，想不到宝萍还可以做工。
宝萍一生下来就因为皮肤天天脱落而必须吃药打针，她也患关节炎。
当时，她的困境在《新明日报》刊登后，得到社会人士的大量捐款，宝萍的父母亲在收到足够的捐款后，还将多余的款项捐给华社自助理事会（CDAC）。夫妻决心在克服种种困难下，把宝萍养大。他们从不怨天尤人。
这是宝萍8个月大的照片。她得到医院的特别护理，终于像其他小孩一样，能进入PCF幼儿班上学。
这是宝萍上幼稚园的照片。
过后，她进了小学，上了中学。由于关节炎，多走动，脚会痛。因此每天上学由爸爸用脚车载她到巴士车站，放学则由妈妈在巴士车站载她回家。
宝萍念完中学，进入四美的ITE教育工艺学院，掌握一技之长，现在可以利用电脑在家办公。但她还得和现实环境终身奋斗。
宝萍来自低收入家庭，她们这些年来受惠于政府在教育辅助，医药照顾等政策，终于把宝萍带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宝萍能够做工了！
在环球化经济的冲击下，国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。我们必须加强扶助弱势国人的政策，以免社会的分化。
财政部长尚达曼在结束他的财政预算案声明时，播放了一套新加坡人如何发奋图强的短片。
他们有的是来自低收入家庭，有的是年长工人，有的是家有残缺的家人，但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，肯向上向善。同时，也在政府的各种扶危济困政策下受惠。
最令人感动是吴巧珍女士。她在看到丈夫终于能够站起来时说：“我常常告诉我女儿，这个社会是有情的。”
是的，这个有情的社会，让站不起来的人站起来，让年长工人恢复尊严，恢复信心，让低收入者看到工作前景，我们才能建设更强盛和包容的社会。
两天前，我在社区出席了财政预算案的对话会，和往年不同的是，大家不再谈论谁的红包比较大，而是从各方面了解政府如何帮忙三组新加坡人：低收入家庭，年长新加坡人及家有残疾人士的国人。他们也都支持这项预算案。
他们也提问为何要拨款11亿元给巴士公司买车，政府如何确保巴士的服务好，车价不涨。我也想问财长，政府有没有确保巴士公司也应改善巴士司机的待遇。要不然怎么能够聘请到多1000名司机来驾车？
如果没有更多新加坡人加入驾车行列，我们就得聘请1000名外国司机。我们需要外国司机来辅助，但也应确保新加坡司机的待遇有所改善。
年长工友也感谢政府提高他们的公积金缴交率，以增加他们的储蓄。而自雇人士，包括德士师傅，对政府让他们享有更高的受训津贴，一样表示感谢。
我要提出的一点是：有一大部分的国人，尤其是预算案所要帮助的国人，并不太清楚新政策为他们带来的好处，有些甚至完全不知道。
我们应该动动脑筋，用最实际的方法，把这些好政策传达给他们知道。
就以去年推出的primary care partnership scheme（基层医疗合作计划）为例，政策是好的，但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计划，当然也就没有去申请，当然也就不能感受到政策带给他们的好处。这个计划现在改名为Community Health Assist Scheme。两天前，李总理在社区举行的对话会上，提起这个计划，知道的人也不多，而他们对详情也不太了解。
有句俗语说：“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”，政府应该做到：“好事会出门，坏事敢敢告诉你。”
政府的内部文件可以“千言万语，从头说到底”，但对人民的信息，特别是低收入，年长者及残疾者，应该是“三言两语，一听就欢喜”。
我请问财政部长，政府在传达新的财政预算案政策给国人时，会不会让他们一听就欢喜。
我支持这项财政预算动议。
